民主與「多數暴力」的問題

「少數服從多數，多數尊重少數」，是一般人對民主的直覺認識。這種直覺認識雖然有助於民主政治的推動，但是，如果不能深切了解，民主政治中的「多數」與「少數」的本質，則盲目相信或認同「多數」決定是合理的或民主的，則可能是對民主的更大傷害。

民主政治，固然是用「多數」來決定公共問題，但「多數」與「少數」的形成或分立，最忌諱與最可怕的是「固定的」，也就是長期「壁壘分明的」或「意識型態對立的」。民主國家或民主社會，如果有這種「社會結構」或「政治結構」存在，行民主政治，是一種災難與不幸。因為那會造成長期的、固定的社會對立與社會分裂。這種情境或狀態之下的社會或國家，行民主政治，就是一種「強凌弱」與「眾暴寡」的可怕與不公平的政治。這種以固定的「多數」壓制固定的「少數」，這種民主，叫做「多數暴力」。它符合形式的民主，但不符合民主的本質與精神。

民主政治固然以多數決定公共事務，少數固然要服從多數，但多數與少數必須是「變動的」或「可變動的」，「流動的」或「經常流動的」。但這種「變動」或「流動」，不是用規定的，或強迫的。問題是，民意的「多數」或「少數」的形成，如何才能達到「自然的」或「經常的」變動或流動呢？這就是文化與思想的問題了。

不可否認的，中華文化因受早期環境的影響，人口太多，相對的，資源不足。為應付這種資源不夠分配的環境問題，自古以來，即強調人人須克制個人慾望，重視家庭與家族的倫理情感，反對個人的生理與感官追求，強化「人」的意義與價值。刻意壓制個人對利害與慾望滿足的追求，強調天生良知良能與集體倫理情感的追求與堅持。這種「非理性」、「非個人」，與「超越利害」的特殊文化價值，與西方強調「理性」、「個人」，與「自由」的文化價值，可說是「南轅北轍」，甚至是「水火不容」的。

一般而言，只有理性文化與個人主義、自由主義的國家與社會，它們的意見反映，比較不會受主觀的意識型態與倫理情感影響。這種國家與社會的人，也就是具有這種文化思想背景的人，他們個人意見的形成與反映，常是「個人的」與「直覺的」，也就是直接的個人利害反應，比較少牽扯到固定的意識型態，或超越個人直覺利害的倫理情感。這種比較屬於個人直接與直覺的「意見」或「利害反應」，就會經常隨個案或客觀事實改變而改變。以群體而言，就會形成一種「變動式」或「流動式」的「多數」與「少數」。

「多數」與「少數」固然是相互競爭與壓制，但其「內涵成員」如隨個案或客觀事實經常變動或流動，則雖然相互競爭與壓制，但因人人隨時隨個案不同，都有可能成為「多數」或「少數」。雖然「機會」不一定「相等」，但「機會」一直存在，也就是人人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成為「多數」或「少數」。這種相互競爭與壓制，輸贏與成員的組成是隨個案流動與變動的。所以，不論相互競爭或壓制有多激烈，但因人人機會均等，所以社會鮮少形成長期固定對立或分裂的狀態。

不過，這一種「變動的」或「流動的」「多數」或「少數」的形成，不是規定的，也不可能是強迫性的。上面已經說過了，要形成這一種「可變動的」與「可重組的」多數與少數，那是文化問題，那不是民主政治本身的問題，也就是不是法律或制度面的問題。具體的說，也只有理性文化的國家與社會，也就是偏向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國家與社會，才有可能「自然的」形成這種「變動式」或「流動式」的「多數」與「少數」社會結構。簡單的說，民主政治只適合於「理性文化」、「個人主義」、與「自由主義」的國家與社會，這不是可以隨意學習或模仿而來的，更不是你我喜不喜歡的問題。

「個人主義」強調對公共事務的意見反映，不受「意識型態」或「主觀倫理情感」的影響或左右。這種觀念的形成，多半來自長期思想文化的培育與影響，這不是用一般教育或法律規定所能改變或左右的。

「自由主義」強調對公共事務的決定，必須出於公平與公開的競爭，而競爭的遊戲規則，則是事先彼此同意訂立的。競爭強調過程的公平性，不重視結果的勝敗或多寡。這是「自由主義」的精神，其實也是民主政治的精神。

民主政治在西方文化的國家，已行之數百年，期間固然有很多小爭論與小爭議，但很少有像台灣行民主政治後所帶來的的種種亂象，更少有社會分裂與對立的嚴重現象。過去有不少對西方民主政治了解不深的學者，常把台灣這種民主亂象與社會對立的現象，解釋為要到達民主之路的過渡現象或必然過程，甚至把它比喻為產生民主政治的「產前陣痛」。這種說法，從好的方面說，是一種無知的自我安慰；從壞的方面說，它不但是一種對民主的無知，甚至是對民主的一種曲解。台灣的民主亂象，事實上不是越來越好的過渡現象，而是越來越亂，越來越對立的政治惡鬥。對整個國家與社會來說，這已經不像是民主「產前的必然陣痛」，我們擔心它倒像是「癌症末期的陣痛」，痛完就很難治療了。

上面已經說過了，中華文化因受早期環境的影響，強調的是「非個人的」、「非理性的」，與「重集體情感的」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強調「非個人的集體道德與倫理情感」與強調「超越個人利害的意識型態」。這對強調「個人」、「理性」、與「自由」判斷選擇的西方民主政治來說，這種文化與思想，可以說是一種民主政治的「死敵」（借用西方學者 Karl Popper 在其 “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” 一書的說法）。其實，民主政治最怕「多數」與「少數」的競爭，淪為固定的「多數」與「少數」的對立。而造成「多數」與「少數」固定的對壘，也就是那些使得「多數」與「少數」，無法變動或流動的元兇，就是這種強調「非個人」、「非理性」，與「重集體情感」的文化特質。當初引進西方民主政治的學者或政治改革者，不論是有意或無意的忽略與忽視這種文化的因素，其結果就是今天全體國民所承擔的痛苦與後果。

總結來說，要行民主政治，是要有其相對的文化背景與環境的。「多數」與「少數」的民主政治「遊戲」，要想避免成為「強凌弱」、「眾暴寡」的「多數暴力」，是要有其不重意識型態，與不重主觀倫理情感的文化與思想前提的。這種行民主政治所必要的文化思想前提，不是一蹴可及，甚至不是想學就能學得來的。其實，不是只有台灣如此，一些非西方文化的國家，行民主政治之後，幾乎都陷入同樣的困境，甚至有些國家，不止分裂對立而已，甚至還陷入長期內戰，或少數民族武裝反抗的不幸命運。這些都是仿效西方民主政治所帶來的「多數暴力」，產生出來的「惡果」。這些民主的「惡果」，罪不在民主本身，而在思想文化的無法適應問題。

政治不是神話，政治主要有效解決或處理一個國家或社會本身的問題，也要有效滿足一個國家或社會多數人的需要問題。每個國家都有其不同的問題需要，更有其不同的文化與環境。任何政治制度或體制，只要能有效解決處理自己國家或社會的主要問題，滿足自己國家與社會多數人的需要，符合本身國家與社會本身的文化特質與社會環境，都是一種好的政治制度與政治體制。民主政治在西方文化的國家，不失為一種良好的政治體制，它可以透過一種人人參與、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，有效的解決公共的問題，也滿足了多數人的需要，又不至於帶來太負面的社會傷害。但對非西方文化的國家來說，固定的「多數」與「少數」所帶來的「多數暴力」，傷害的不只是社會，甚至可能是國家本身。在西方國家，民主最能產生共同對付敵人的有效力量，非西方國家，行民主則有可能帶來內部「魚蚌相爭」，而「漁翁（敵人）得利」了。